《相约星期二》2

admin · 发表于 2015-12-3 11:03:39

第二个星期二——谈论自怜

我下个星期二又去了莫里家。以后几个星期都是如此。我盼着去看他，这种欲望已经超过了一般的程度，因为我坐飞机跨越七百英里去看望的是一个垂死的人。可每当我与莫里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似乎处在一种时间的异常状态，我的心情会格外的舒畅。从机场到他家的路上我不再租打手机。让他们去等，我仿效莫里的话对自己说。底特律的报业形势仍不见好转。事实上，由于发生了纠察队员和替补员工的激烈冲突，发生人们遭到逮捕、遭到殴打、躺在街上阻拦运报车的事件，整个事件正变得越来越疯狂。在这种情形下，我和莫里的会面就像是一帖还人类之善良的清洁剂。我们谈人生，谈爱，谈莫里最喜欢的一个话题——同情，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如此缺乏同情心。前几次来的路上，我在一个叫“面包马戏团”的市场停了下来——他们那儿的食品袋我在莫里家也曾看到过，我猜想他一定喜欢这里的食品——我在熟食外卖处买了好几袋的东西，有蔬菜面条，胡萝卜汤和蜜糖果仁千层酥。一走进莫里的书房，我提起袋子好像刚抢了银行似地大叫道。 “美食家！” 莫里转动着眼睛笑了。我同时在观察他的病情有没有加重的症状。他的手指还能使用铅笔或拿起眼镜，但手已经抬不过胸口了。他呆在厨房和客厅的时间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呆在书房，那里有一张很大的躺椅，上面堆放着枕头。毯子以及一些用来固定他日见萎缩的腿和脚的海绵橡胶。他身边还放了一个铃，当他的头需要挪动或要“上马桶”（这是他的提法）时，他会摇一下铃，然后康尼，托尼。伯莎或艾美——他的家庭助手服务队——就会进来。摇铃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他没能把铃摇响的时候他会感到沮丧。我问莫里他是否自哀自怜。 “有时候会的，在早上，”他说。“那是我悲哀的时刻。我触摸自己的身体，移动手和手指——一切还能动弹的部位——然后为自己失去的感到悲哀。我悲哀这种缓慢、不知不觉的死法，但随后我便停止了哀叹，” 这么快？ “需要的时候我就大哭一场。但随后我就去想生活中仍很美好的东西，想那些要来看我的人，想就要听到的趣事，还想你——如果是星期二的话。因为我们是星期二人。” 我笑了。星期二人。 “米奇，我不让自己有更多的自哀自怜。每天早上就一小会儿，掉几滴眼泪，就完了。” 我想到有许多人早上醒来后会花上很多的时间自怨自艾。要是稍加限制的话会有好处的。就几分钟的伤心，然后开始一天的生活。如果莫里这种身患绝症的人能够做到的话，那么…… “只有当你觉得它可怕时，它才可怕，”莫里说。“看着自己的躯体慢慢地萎谢的确很可怕，但它也有幸运的一面，因为我可以有时间跟人说再见。” 他笑笑说，“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的。” 我审视着轮椅上的莫里：不能站立，不能洗澡，不能穿裤。幸运？他真是在说幸运？趁莫里上厕所的空档，我随手翻开了放在轮椅旁边的《波士顿时报》。有一则报道说，在一个森林小镇，两个十几岁的女孩折磨死了一个把她们当作朋友的七十三岁的男子，然后在他的活动房里举行了聚会并向众人展示了尸体，另一条新闻是关于即将要开庭审理的一个案子：一个演员杀死了一个同性恋者，原因是后者在电视上说他非常喜欢他。我放下了报纸。莫里被推了回来——脸上仍堆着笑容——康尼准备把他从轮椅扶到躺椅上去。要我来吗？我问。一时谁都没言语，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自告奋勇的。莫里看了看康尼说，“你能教他怎么做吗？” “行，”康尼说。照着她的话，我探过身去将前臂插进莫里的腋下，用力往自己这边拖，就像拖一根圆木那样。然后我站直身子，把他也提了起来。通常，当你把一个人提起来时，对方会紧紧抓住你，但莫里却做不到。他几乎是死沉死沉的。我感觉到他的头耷在我的肩膀上一颠一颠的，他的身体犹如一个湿面团紧贴在我的身上。 “哼——”他轻轻地呻吟起来。我抱着你，我抱着你，我说。就这么托着他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无法描述的感情，我感觉到了他日趋枯竭的躯体内的死亡种子，在我把他抱上躺椅。把头放上枕头的一瞬间，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必须做些什么。 ※ ※ ※ 1978年我在上大学三年级，那时迪斯科舞和洛奇系列电影成了风靡一时的文化时尚。我们在布兰代斯开设了一门很特别的社会问题研究课，莫里称它为“小组疗程”。我们每星期都要讨论小组成员互相接触的方式，观察他们对愤怒、妒忌或关心等心理行为的反应。我们都成了人类实验鼠。常常有人在最后流下了泪。我把它称作是“多愁善感”课。莫里说我的感情应该更开放些。那天，莫里让我们作了一次实验。我们站成前后两排，前排的人背对着后排的人。随后，他让前排的人向后倒去，由后排的同学将他们扶住。许多人都觉得不自在，稍稍往后倒几英寸便收住了身子。大家都窘迫地笑了。最后，有一个同学，一个老是穿一件宽大的白色运动衫。长得瘦小文静的女孩把双手合在胸前，闭上眼睛，直挺挺地向后倒去，那架势真像立顿红茶广告里的那位掉进水池的模特。那一瞬间，我肯定她会重重地摔倒在地。但情急之中，和她搭档的那位同学一把抓住了她的头和肩膀，毛手毛脚地把她扶了起来。 “哇！”好几个同学喊道，有的还鼓了掌。莫里笑了。 “你瞧，”他对那个女孩说，“你闭上了眼睛，那就是区别。有时候你不能只相信你所看见的，你还得相信你所感觉的。如果你想让别人信任你，你首先应该感到你也能信任他——即使你是在黑暗中，即使你是在向后倒去。”

第三个星期二——谈论遗憾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二，我同往常一样带了几袋食品——意大利玉米面食，土豆色拉，苹果馅饼——来到了莫里家。我还带了一样东西：一只索尼录音机。我想记住我们的谈话，我对莫里说。我想录下你的声音，等……以后再听。 “等我死后。” 别说死。他笑了。“米奇，我会死的，而且很快。” 他打量着这台新机器。“这么大，”他说。我顿时有一种冒犯的感觉，这是记者们常有的，我开始意识到，朋友之间放上一台录音机确实会令人觉得异样和不自然，现在有那么多人想分享莫里的时间，我这么做是不是索取得太多了？听着，我拿回录音机说，我们不一定要使用这玩艺。如果它让你感到不自在—— 他拦住我，摇摇手指，又从鼻梁上取下眼镜，眼镜由一根绳子系着挂在脖子上。他正视着我说，“把它放下。” 我放下了机器。 “米奇，”他接着说，语气柔和了些，“你不明白。我想告诉你我的生活。我要趁我还能讲的时候把一切都告诉你。” 他的声音变得更弱了。“我想有人来听我的故事。你愿意吗？” 我点点头。我们静静地坐了片刻。 “好吧，”他说，“按下录音了？” 实情是，这台录音机不仅仅起着怀旧的作用，我即将失去莫里，所有的人都即将失去他——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他以前的学生，他的同事，和他十分有感情的时事讨论小组的伙伴，他从前的舞友，所有的人。我想这些磁带或许能像照片或影带那样，不失时机地再从死亡箱里窃取到一些东西。但我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一他的勇气。他的幽默。他的耐心和他的坦然告诉了我——莫里看待人生的态度是和别人不一样的。那是一种更为健康的态度，更为明智的态度。而且他即将离我们而去。第一次在“夜线”节目中见到莫里时，我不禁在想，当他知道死亡已经临近时他会有什么样的遗憾。他悲叹逝去的友人？他会重新改变生活方式？暗地里我在想，要是我处在他的位置，我会不会满脑子都是苦涩的念头，抱憾即将失去的一切？抱憾没有吐露过的秘密？当我把这些想法告诉莫里时，他点点头。“这是每个人都要担心的，不是吗？如果今天是我的死期，我会怎么样？”他审视着我的脸，也许他看出了我难以作出选择的心理。我想到有那么一天，我在写新闻稿时突然倒在了工作台上，当救护人员把我抬走时，主编们却急着拿我的稿子。 “米奇？”莫里问。我摇摇头，没吱声。莫里看出了我的矛盾心理。 “米奇，”他说，“我们的文化不鼓励你去思考这类问题，所以你只有在临死前才会去想它。我们所关注的是一些很自私的事情：事业，家庭，赚钱，偿还抵押贷款，买新车，修取暖器——陷在永无止境的琐事里，就为了活下去。因此，我们不习惯退后一步，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问，就这些？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是不是还缺点什么？” 他停顿了一下。 “你需要有人为你指点一下。生活不会一蹴而就的。”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在生活中都需要有导师的指引。而我的导师就坐在我的对面。好的，我暗想。如果我准备当那个学生，那我就尽力当个好学生。那天坐飞机回底特律时，我在黄拍纸簿上列出了一份目录，都是我们要涉及到的话题，从幸福到衰老，从生育到死亡，当然，这类题材的自助书有成千上万种，还不包括有线电视里的节目和九十美元一小时的咨询课。美国早已成了兜售自助玩艺的波斯集市了。但好像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该去关心他人还是关心自己的心灵世界？该恢复传统的价值观还是摈弃传统？该追求成功还是追求淡泊？该说不还是该去做？我所知道的是：我的老教授莫里并没有去赶自助的时髦。他站在铁轨上，听着死亡列车的汽笛，心中十分清楚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需要这份醒豁。每个感到困惑和迷惘的人都需要这份醒豁。 “向我提问题，”莫里一直这么说。于是我列出了这份目录：死亡恐惧衰老欲望婚姻家庭社会原谅有意义的人生当我第四次回到西纽顿时，这份目录就在我的包里。那是八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二，洛根机场的中央空调出了故障，人们打着扇子。忿忿地从额头上擦去汗水，我看见的每一张脸都像吃人一般的可怕。 ※ ※ ※ 大学的最后一年刚刚开始时，我已经修完了好几门社会学课程，离拿学位只差几个学分了。莫里建议我写一篇优等生毕业论文①。

　　①论文通过后可获得荣誉学位。

我？我问道。写什么？ “你对什么感兴趣？” 我们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写体育。我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论文课程，写美国的橄榄球如何成为了一种仪式、成了大众宗教和麻醉剂。我没想到这是对我今后事业的一次实习和锻炼。我当时只知道它为我提供了与莫里一星期见一次面的机会。在他的帮助下，我到了春天便写出了一份长这一百十二页的论文，论文有资料，有注释，有引证，还用黑皮子作封面，装订得十分漂亮。我带着一个少年棒球手跑出他第一个本垒打后的那份自豪和得意，把它交到了莫里的手里。 “祝贺你，”莫里说。他在翻看我的论文时我好不得意。我打量着他的办公室：书橱、硬木地板、地毯、沙发。我心里在想，这屋里凡是能坐的地方我都坐过了。 “米奇，”莫里扶正了一下眼镜，若有所思地说。“能写出这样的论文，也许我们该叫你回来读研究生。” 好啊，我说。我暗暗在发笑，但这个建议一时倒也挺有诱惑力的。我既怕离开学校，又急着想离开它。反向力。我望着在看论文的莫里，心里忖度着外面的大千世界。—

视听教学，第二部分

“夜线”节目对莫里又作了一次跟踪报道--部分的原因是第一次节目的收视率非常的高。这次，当摄影师和制片人走进莫里的家时，他们早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科佩尔更是显得热情友好。不再需要有试探的过程，不再需要有采访前的“采访”。为了创造一点气氛，科佩尔和莫里聊了一会儿各自的童年生活。科佩尔谈到了他在英国的成长经历。莫里则叙述了他在布朗克斯区①的童年生活。莫里穿了一件蓝色的长袖衬衫--他几乎一直感到冷，即使外面的气温高达华氏九十度--科佩尔也脱去了外衣，穿着衬衫和领带进行采访。看来莫里正潜移默化地在影响科佩尔。

　　①纽约市的一个行政区。

“你气色不错，”带子开始转动时科佩尔说。 “每个人都这么对我说，”莫里回答道。 “你说话的声音也不错。” “每个人也都这么对我说。” “那么你怎么知道你在走下坡路呢？” 莫里叹了口气。“别人是不会知道的，特德，可我知道。” 随着采访的继续，种种迹象便开始显露出来。他不再像第一次那样毫无困难地用手势来阐明一个观点；某些词语的发音也成了问题——L音似乎老卡在喉咙里。再过几个月，他也许再也不能说话了。 “你可以看到我的情绪变化，”莫里对科佩尔说。“当有朋友和客人在身边时，我的情绪就很高。爱的感情维持着我的生命。 “但我也有感到沮丧的时刻。我不想欺骗你们。我看见某些东西正在离我而去，便有一种恐惧感。我失去双手后将怎么办，我不能说话后又将怎么办，还有吞咽食物，对此我倒并不怎么在乎——他们可以用管子喂我。可我的声音？我的手？它们是我不可或缺的部分。我用声音说话，用手打手势。这是我与别人沟通的途径。” “当你无法再说话时，你将怎样与人沟通？”科佩尔问。莫里耸了耸肩。“也许我只好让他们提用是或不是来回答的问题了？” 回答得如此简单，科佩尔不禁笑了。他向莫里提出了有关无声的问题。他提到了莫里的好友毛里·斯但因，他是第一个把莫里的格言寄到《波士顿环球》杂志的。他们从六十年代早期就一直在布兰代斯大学共事。现在斯但因快要失聪了。科佩尔想象有一天让他们俩在一起，一个不能说话，一个没有听觉，那会是怎样的情形？ “我们会握住彼此的手，”莫里说。“我们之间会传递许多爱的感情，特德，我们有三十五年的友谊。你不需要语言或听觉去感受这种关系的。” 采访快要结束时，莫里给科佩尔念了一封他收到的信。自从“夜线”节目播出后，莫里每天都收到大量的来信。其中有一封是宾夕法尼亚的一个教师寄来的，她在教一个只有九个学生的特殊班级，每个学生都经历了失去父亲或母亲的痛苦。 “这是我给她的回信，”莫里的手哆嗦着把眼镜架到鼻梁和耳朵上。“亲爱的芭芭拉……你的来信使我深受感动。我觉得你为那些失去了父亲或母亲的孩子所做的工作十分重要。我早年也失去了双亲中的一个……” 突然，就在转动着的摄像机前，莫里在挪动眼镜。他止住了话语，咬着嘴唇，开始哽咽起来。泪水顺着鼻子流淌下来。“我还是个孩子时就失去了母亲……它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真希望能像现在这样，对着你们倾诉出我的悲痛，我一定会加入到你们中间来，因为……” 他泣不成声了。 “……因为我那时是那样的孤独……” “莫里。”科佩尔问，“那是七十年前的事了，这种痛楚还在继续？” “是的，”莫里低声说。教授

那会儿他八岁。一封电报从医院发来，由于他父亲——一个来自自俄罗斯的移民——不懂英语，只能由莫里来向大家宣布这个消息。他像站在班级前面的学生那样宣读了他母亲的死亡通知书。“我们遗憾地通知您……”他读道。葬礼的那天早上，莫里的亲友们从位于曼哈顿贫困的下东区的经济公寓楼的台阶上走下来。男人们穿着黑西服，女人们戴上了面纱。附近的孩子们正在去上学。当他们经过时，莫里低下了头，他不想让同学看见他那个样子。他的一个姨妈，一个很壮实的女人，一把抓住莫里嚎啕大哭：“没了母亲你可怎么办呀？你将来会怎么样噢！” 莫里失声痛哭起来。他的同学赶紧跑开了。葬礼上，莫里看着他们将土铲在母亲的坟上。他竭力回忆着母亲在世时家庭所拥有的那份温馨。她患病前一直经营着一家糖果店，患病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窗前度过的，不是躺着就是坐着，显得十分虚弱。有时她会大声唤儿子给她拿药，在街上玩棍球的小莫里常常假装没听见。他相信，只要他置之不理，疾病就会被驱走的。你还能让一个孩子如何去面对死亡？莫里的父亲——人人都叫他查理——是为了逃避兵役而来美国的。他于的是皮毛业，但时常要失业。他没受过什么教育，不会说英语，所以一直很贫穷，家里大部分时间是靠救济度日的。他们的住房就在糖果店的后面，既黑又窄，令人十分压抑。他们没有一件奢侈品。没有汽车。为了挣钱，莫里和他弟弟大卫有时去替别人擦洗门廊的石阶，以换取一个五美分的硬币。他们的母亲死后，兄弟俩被送到了康涅狄克州森林里的一家小旅馆，那儿好几个家庭住在一块，共用一间大的卧室和厨房。亲戚们认为，那里的新鲜空气对孩子们会有好处的。莫里和大卫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绿色世界，他们在野外尽情地玩耍。一天吃过晚饭，他们外出散步时天下起了雨。他们没有回家，而在雨里折腾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莫里醒后一骨碌爬了起来。 “快，”他对弟弟说，“起床。” “我起不来。” “你说什么？” 大卫显得很害怕。“我不能……动了。” 他得了小儿麻痹症。当然，淋雨并不是得病的原因。但莫里这个年龄的孩子是不会知道的。有很长一段时间——看着弟弟去一个专门的诊所治疗，两脚不得不戴上护套以致留下了跛脚的后遗症——莫里一直在自责。于是每天早上，他都要去犹太教堂——独自一人去，因为他父亲不是个教徒——站在那些身穿黑长袍。身子不停晃动的人中间，祈求上帝保佑他死去的母亲和患病的弟弟。下午，他站在地铁下面叫卖杂志，把挣来的钱交给家里买吃的。晚上，他瞧着父亲默默地吃着东西，企盼有——但从未得到过——一点感情的交流和关心。九岁的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和负担。但就在第二年，莫里得到了感情的补偿：他的继母伊娃。她是个矮小的罗马尼亚移民，长得很普通，一头棕色的鬈发，有着超人的精力。她身上像光一样的热情温暖了这个本来显得抑郁的家。当她新嫁的丈夫沉默不语时，她会滔滔不绝，晚上她给孩子们唱歌。她柔和的声音。传授的知识和坚强的性格抚平了莫里受伤的心灵。他弟弟戴着护套从诊所回来后，他俩同睡在厨房的一张折叠床上，伊娃会来吻他们道晚安。莫里每天像小狗等奶吃那样翘首等待着她的吻，他内心深处感到又有了母亲。然而，他们仍没有逃离贫穷。他们现在住到了布朗克斯区，那是特里蒙德街上一幢红砖楼房里的一套单问，紧靠着一个意大利露天啤酒店，夏天的晚上那儿常有老人玩室外地滚球。由于经济的萧条，莫里的父亲在皮毛业更难找到工作。有时，当一家人坐在餐桌前时，伊娃拿来的仅仅是面包。 “还有什么？”大卫会问。 “什么也没有了，”她说。她在替莫里兄弟俩盖被子时，会用意第绪语唱歌给他们听，尽管都是悲伤的歌。其中有一首唱的是一个卖香烟的女孩：请买我的烟。干燥的烟没有被雨淋，谁能同情我，谁能可怜我。即使处在这样的境遇，莫里还是学会了去爱，去关心，去学习。伊娃要求他在学校成绩优秀，她把受教育视作脱离贫困的唯一解药。她自己也在上夜校提高英语水平。莫里在她的怀抱里养成了对学习的热爱。晚上，他在厨房餐桌上的那盏台灯下学习，早上，他去犹太教堂为母亲求主眷念——为死者作祷告。但令人费解的是，他父亲从不让他提起死去的母亲。查理希望幼小的大卫把伊娃当作亲生的母亲。这对莫里来说是个沉重的精神负担。许多年里，母亲留给莫里的唯一信物就是那封宣告她死亡的电报。他收到电报的当天就把它藏了起来。他将把它珍藏一生。莫里十几岁时，他父亲把他带到了他工作的一家皮毛厂。那还是在大萧条时期，父亲想让莫里找一份工作。他一走进工厂，那厂房的围墙就让他感到窒息。厂房既黑又热，窗户上布满了垃圾，齐放在一起的机器发出犹如滚滚车轮的轰鸣声。毛絮到处飞扬，使空气变得污浊不堪。工人们彻楼着身子用针缝制着毛皮，老板在过道里巡视吆喝，不断催促他们干快些。莫里站在父亲的身边，害怕得要命，希望老板别对他也大喊大叫。午饭休息时，父亲把莫里带到了老板那儿，将他往前一推，问是否有活可以给他儿子干。可成年人的工作都没法保证，没人愿意放弃手里的饭碗。对莫里来说这是个福音。他恨那个地方。他又起了一个誓，这誓言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的终结：他永远不会去从事剥削他人的工作，他不允许自己去赚别人的血汗钱。 “你将来准备做什么？”伊娃问他。 “我不知道，”他说。他把学法律排除在外，因为他不喜欢律师；他把学医也排除在外，因为他怕见到血。 “你准备做什么？” 我这位最优秀的教授由于他的缺陷而当了一名教师。 ※ ※ ※ “教师追求的是永恒；他的影响也将永无止境。” 　　　　　　　　　　　　　　　　　　——亨利·亚当斯② coc1②美国历史学家和作者（1838－1918）。

第四个星期二——谈论死亡

“我们就从这儿开始吧，”莫里说。“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死，可没人愿意相信这一事实。” 这个星期二，莫里完全处于工作的精神状态。讨论的课题是死亡，是我目录上的第一项内容。在我到来之前，莫里在小纸条上已经作了一些笔记，以备遗忘。他颤抖的字体现在除他自己外谁都看不懂。快要到劳工节①了，通过书房的窗口，我可以看见后院里深绿色的树篱，听见孩子们在街上的嬉闹声，这是他们开学前的最后一个星期的假日。

　　①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底特律那边，报业的罢工者正准备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节日游行，向资方显示工会的团结。在飞机上，我读到一则报道：一个女子开枪打死了正在熟睡的丈夫和两个女儿，声称她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他们不受“坏人”的影响。在加州，O·J·辛普森案子中的律师们正成为新闻热点。在莫里的书房里，宝贵的生命仍在一天天流逝。此刻我们坐在一起，面前放着一件新增添的设备：一台制氧机。机器不大，只到膝盖的高度，是便携式的。有些晚上，当他呼吸感到困难时，他就把长长的塑料管插进自己的鼻子，像是鼻孔被抽血的器械夹住了一样。我讨厌把莫里和任何器械联系在一起，所以当莫里说话时，我尽量不去看那玩艺。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死，”莫里重复道，“可没人愿意相信。如果我们相信这一事实的话，我们就会作出不同的反应。” 我们就会用戏谐的态度去对待死亡，我说。 “是的，但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意识到自己会死，并时刻作好准备。这样做会更有帮助。你活着的时候就会更珍惜生活。” 怎么能够去准备死呢？ “像佛教徒那样。每天，放一只小鸟在你的肩膀上问，‘是今天吗？我准备好了吗？能生而无悔，死而元憾了？’” 他转过头去，似乎肩膀上这会就停着一只小鸟。 “今天是我的大限吗？”他问。莫里接纳了各种各样的宗教思想。他出生在犹太教家庭，上学后变成了一个不可知论者，那是因为孩提时经历了大多的变故。他对佛教和基督教的一些哲学思想也很感兴趣。但他最接近的文化还是犹太教。他在宗教上是个杂家，这就使他更加为学生们所接受。他最后几个月里所说的话语似乎超越了一切宗教的特征。死亡能使人做到这一点。 “事实是，米奇，”他说，“一旦你学会了怎样去死，你也就学会了怎样去活。” 我点点头。 “我还要再说一遍，”他说。“一旦你学会了怎样去死，你也就学会了怎样去活。”他笑了。我明白了他的用意。他想知道我是否真正理解了这个观点，但他没有直截了当地问，免得使我窘迫。这就是他当老师与众不同的地方。你患病前对死亡想得多吗？我问。 “不，”莫里笑笑。“我和别人一样，我曾经对一个朋友说过，‘我将成为你所见到的最最健康的老人！’” 你那时多大？ “六十几岁。” 你挺乐观的。 “为什么不？正像我说的，没人真的相信自己会死。” 可每个人都知道有人在死去，我说。为什么思考死亡这个问题就这么难呢？ “这是因为，”莫里说，“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梦里。我们并没有真正地在体验世界，我们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做着自以为该做的事。” 去面对死亡就能改变这种状况？ “哦，是的。拂去外表的尘埃，你便看到了生活的真谛。当你意识到自己快要死去时，你看问题的眼光也就大不一样了。” 他叹了口气。“学会了死，就学会了活。” 我注意到他的手抖得很厉害。当他把挂在胸前的眼镜戴上时，眼镜滑落在太阳穴处，仿佛他是在黑暗中替别人戴眼镜。我伸手帮他移正了位置。 “谢谢，”莫里低声说。当我的手碰触到他的头时，他笑了。人类最细小的接触也能给他带来欢乐。 “米奇，我能告诉你一些事情吗？” 当然行，我说。 “你也许不爱听。” 为什么？ “嗯，事实上，如果你真的在听小鸟的说话，如果你能接受随时都会死去的事实——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耽于抱负了。” 我挤出了一丝笑容。 “你为此而付出时间和精力的事——你所做的工作——也许就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了。你也许会让出空间来满足精神上的需求。” 精神上？ “你不喜欢这个词，是吗？‘精神上’。你认为那是多愁善感的玩艺。” 这个么，我无言以对。他装作没看见我的窘态，但没装成功，我笑出声来。 “米奇，”他也笑了。“尽管我说不上来‘精神产物’到底为何物，但我知道我们在有些方面确实是有缺陷的。我们过多地追求物质需要，可它们并不能使我们满足。我们忽视了人与人之间互相爱护的关系，我们忽视了周围的世界。” 他把头扭向透进阳光的窗户。“你看见了？你可以去外面，任何时候。你可以在大街上发疯似地跑。可我不能。我不能外出。我不能跑。我一出大门就得担心生病。但你知道吗？我比你更能体味那扇窗户。” 体味那扇窗？ “是的。我每天都从窗口看外面的世界。我注意到了树上的变化，风的大小。我似乎能看见时间在窗台上流逝。这是因为我的时间已经到头了，自然界对我的吸引力就像我第一次看见它时那样强烈。” 他停住了。我们俩一齐望着窗外。我想看见他看得见的东西。我想看见时间和季节，看见我的人生慢慢地在流逝。莫里微微低下头，扭向肩膀。 “是今天吗，小鸟？”他问。“是今天吗？” 由于“夜线”节目的播出，莫里不断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只要有精神，他就会坐起来，对替他代笔的朋友和家人口述他的回复。有一个星期天，回家来探望他的两个儿子罗布和乔恩都来到了起居室。莫里坐在轮椅上，两条瘦骨嶙峋的腿上盖着毯子。他感到冷的时候，他的助手们会来给他披上尼龙外套。 “第一封信是什么？”莫里问。他的同事给他念了一封来自一个名叫南希的妇女的信，她的母亲也死于ALS。她在信中写了失去母亲的悲伤，并说她知道莫里也一定很痛苦。 “好吧，”信念完后莫里说。他闭上了眼睛。“开头这么写，‘亲爱的南希，你母亲的不幸令我很难过。我完全能理解你所经历的一切。这种悲伤和痛苦是双方的。伤心对我是一件好事，希望对你也同样是件好事。’” “最后一句想不想改动一下？”罗布说。莫里想了想，然后说，“你说得对。这么写吧，‘希望你会发现伤心是一帖治愈创伤的良药。’这样写好些吗？” 罗布点点头。 “加上‘谢谢，莫里’，”他说。另一封信是一个名叫简的妇女写来的，感谢他在“夜线”节目中给予她的启示和鼓励，她称他是神的代言者。 “这是极高的赞誉，”他的同事说。“神的代言者。” 莫里做了个鬼脸，他显然并不同意这个评价。“感谢她的溢美之词。告诉她我很高兴我的话能对她有所启示。 “别忘了最后写上‘谢谢，莫里’。” 还有一封信来自英国的一个男子，他失去了母亲，要莫里帮他在冥界见到母亲。有一对夫妇来信说他们想开车去波士顿见他。一个以前的研究生写了一封长信，讲述了她离开大学后的生活。信中还讲到了一宗谋杀——自杀案和三个死产儿，讲到了一个死于ALS的母亲，还说那个女儿害怕她也会感染上这种疾病，信唠唠叨叨没完没了。两页，三页，四页。莫里坐着听完了那些既长又可怕的故事。然后他轻声说，“啊，我们该怎么回复？” 没人吭声。最后罗布说，“这样写行不行，‘谢谢你的长信’？” 大家都笑了。莫里望着儿子，面露喜色。 ※ ※ ※ 椅子旁边的报纸上有一张波士顿棒球队员的照片，我暗自想，在所有的疾病中，莫里得的是一种以运动员的名字命名的病。你还记得卢·格里克吗？我问。 “我记得他在体育馆里向观众道别。” 那么你还记得他那句有名的话。 “哪一句？” 真的不记得了？卢·格里克，“扬基队的骄傲”？他回荡在扩音器里的那段演讲？ “提醒我，”莫里说。“你来演讲一遍。” 从打开的窗户传来垃圾车的声音。虽然天很热，但莫里仍穿着长袖，腿上还盖着毯子。他的肤色非常苍白，病魔在折磨着他。我提了提嗓门，模仿格里克的语调，使声音仿佛回荡在体育馆的墙壁上：“今、今、天、天……我感到……自己是……最最幸运的人、人……” 莫里闭上了眼睛，缓缓地点点头。 “是啊。嗯，我没有这么说过。”——

第五个星期二——谈论家庭

九月的第一个星期，返校开学周。连续三十五个暑期后的今天，布兰代斯大学第一次没有等我的老教授去上课。波士顿的街上到处是学生，小街上出现了双行停①的现象，到处在搬行李。而莫里这会却在他的书房里。这显得有悖情理，就像那些橄榄球队员离开后第一个星期天不得不呆在家里望着电视，心里想，我还能上场。我常跟他们打交道，已经学会了该怎么做。当赛季到来时，你最好别去招惹他们，什么也不用说。对莫里，我更不用去提醒他时间的弥足珍贵了。

　　①指两辆车并排停靠在人行道的一边，常属违章停车。

我们录音谈话的工具已经由手提话筒--现在要莫里长时间地握一件东西是很困难的--换成了在电视记者中很流行的颈挂式话筒。你可以把这种话筒别在衣领或西服的翻领上。当然，由于莫里只穿柔软的全棉衬衫，而且衣服总是无棱无角地垂挂在他日趋萎谢的身体上，所以话筒会不时地滑落下来，我只得探过身去重新把它别住。莫里似乎很希望我这么做，因为我可以凑近他，和他保持在能互相拥抱的距离内。他现在对身体接触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当我凑近他时，我能听见他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和不易察觉的咳嗽声，他吞咽口水前先要轻轻地咂一下嘴。 “好吧，我的朋友，”他说，“今天我们谈什么？” 谈家庭怎么样？ “家庭，”他思考了一会儿。“嗯，你已经看见了我的家庭，都在我的周围。” 他点头示意我看书架上的那些照片，有莫里小时候同他祖母的合影，有莫里年轻时同他弟弟大卫的合影，还有他和妻子夏洛特以及两个儿子的合影。大儿子罗布在东京当记者，小儿子乔恩是波士顿的电脑专家。 “我觉得，鉴于我们在这几个星期里所谈的内容，家庭问题变得尤为重要了，”他说。 “事实上，如果没有家庭，人们便失去了可以支撑的根基。我得病后对这一点更有体会。如果你得不到来自家庭的支持。爱抚。照顾和关心，你拥有的东西便少得可怜，爱是至高无上的，正如我们的大诗人奥登说的那样，‘相爱或者死亡。’” “相爱或者死亡，”我把它写了下来。奥登说过这话？ “相爱或者死亡，”莫里说，“说得真好，说得太对了。没有了爱，我们便成了折断翅膀的小鸟。 “假设我离了婚，或一个人生活，或没有孩子。这疾病——我所经受的这种疾病——就会更加难以忍受。我不敢肯定我是否应付得了它。当然，会有人来探望的，朋友，同事。但他们和不会离去的家人是不一样的。这跟有一个始终关心着你、和你形影不离的人不是一回事。 “这就是家庭的部分涵义，不仅仅是爱，而且还告诉别人有人守护着你。这是我母亲去世时我最想得到的——我称它为‘心理安全’——知道有一个家在守护着你。只有。家庭能给予你这种感觉。金钱办不到。名望办不到。” 他看了我一眼。 “工作也办不到，”他又加了一句。生育后代是列在我目录上的问题之一——一个在生活中必须尽早予以考虑的问题。我对莫里谈了我们这一代人在生育孩子上的矛盾心理，我们视孩子为自己事业上的绊脚石，觉得他们在迫使我们干那些本不愿干的“家长”活儿，我承认我也有这样的情绪。然而，当我望着莫里时，我不禁在想，如果我处于他的境遇，将不久于人世，但我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我能承受得了那种空虚感吗？莫里培养了两个富有爱心的儿子。他们像父亲一样勇于表露感情。要是莫里有这个愿望的话，他们会放下工作，分分秒秒地陪在父亲的身边，伴他走完最后几个月的旅程。但这不是莫里的意愿。 “别停止你们的生活，”他对他们说。“不然的话，被病魔毁掉的不是我一个，而是三个。” 因此，尽管他将不久于人世，他对孩子们的世界仍表示出极大的尊敬和自豪。当他们父子三个坐在一起时，常常会有瀑布般的感情宣泄，亲吻，打趣，相拥在床边，几只手握在一块。 “每当有人问我要不要生孩子时，我从不告诉他们该怎么做，”莫里望着大儿子的照片说。“我只说，‘在生孩子这件事上是没有经验可循的。’就是这么回事。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它。你和朋友无法做这事，你和情人也无法做这事。如果你想体验怎样对另一个人承担责任，想学会如何全身心地去爱的话，那么你就应该有孩子。” 那么你想不想再有孩子？我问。我扫了一眼那张照片。罗布亲吻着莫里的前额，莫里闭着眼睛在笑。 “想不想再有孩子？”他显得有些惊讶他说。“米奇，我是决不会错过这份经历的，即使……” 他喉咙哽咽了一下，他把照片放在大腿上。 “即使要付出沉痛的代价，”他说。因为你将要离开他们。 “因为我不久就要离他们而去了。” 他合上嘴，闭上了眼睛，我看见他的第一颗泪珠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现在，”他低声说，“听你说了。” 我？ “你的家庭。我认识你的父母。几年前在毕业典礼上我见过他们。你还有个姐妹，是吗？” 是的，我说。 “比你大？” 比我大。 “还有个兄弟，是吗？” 我点点头。 “比你小？” 比我小。 “和我一样，”莫里说，“我也有个弟弟。” 和你一样，我说。 “他也来参加了你的毕业典礼，不是吗？” 我眨了眨眼睛，想象着十六年前我们聚在一起的情形：火辣辣的太阳，蓝色的毕业礼服，互相搂着对着傻瓜机镜头，有人在喊，“一、二、三——” “怎么啦？”莫里注意到我突然不作声了。“心里在想什么？” 没什么，我说。我把话题扯开了。我确实有个弟弟，一个金发褐眼，小我两岁的弟弟。他长得既不像我，也不像我那个一头黑发的姐姐。所以我常常取笑他，说他是陌生人放在我们家门口的。“总有一天，”我们说，“他们会来抱你回去的。”他听了就哭，但我们还是这么取笑他。他像许多家庭里最小的孩子一样，受到宠爱，受到照顾，但内心却受着折磨。他想成为一个演员，或一个歌手；他在餐桌前表演电视里的人物，扮演各种角色，整天笑声朗朗。我在学校是个好学生，他是调皮捣蛋鬼；我唯命是从，他常常违犯校规；我远离毒品和酒精，他却样样染指，高中毕业后不久他就去了欧洲，他向往那里更加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但他仍是家里最受宠爱的。当他一身玩世不恭，怪诞不经的打扮回到家里时，我总觉得自己太土，太保守。由于有如此大的差异，我相信我们一到成年就会有不同的命运安排。我一切都很顺当，只有一件事是个心病。自从舅舅死后，我相信我也会像他一样死去，会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凶疾把我带离这个世界。于是我发疯似地工作，我作好了患癌症的心理准备。我能闻到它的气息。我知道它正悄然而至。我像死囚等待刽子手那样等待着它的到来。我是对的。它果然来了。但它没有找我。它找上了我的弟弟。和我舅舅相同类型的癌：胰腺癌，很罕见的种类。于是，我们家里这位金发褐眼。最小的男孩不得不接受化疗和放疗。他的头发脱落了，脸瘦削得像具骷髅，原本该是我，我心里想。但我弟弟并不是我，也不是舅舅。他是个斗士。孩提时候的他就从不服输，我们在地下室里扭打时，他会隔着鞋子咬我的脚，直到我痛得哇哇直叫。于是他反击了。他在西班牙——他生活的地方——同疾病作斗争，那儿有一种还处于试验阶段的药，这种药当时在美国买不到——现在也没有。他为治疗飞遍了整个欧洲。经过五年的治疗，他的病情得到了很大的缓解。这是好的消息。坏的消息是，我弟弟不让我接近他——不光是我，他不要任何家庭成员呆在他的身边。我们想方设法和他通电话，准备去看望他，可他却拒我们于千里之外。他坚持说这种与疾病的抗争只能由他独自去进行。他会好几个月不递信息。我们给录音电话留的言常常是没有回复的。我既为没能帮他而感到内疚，又对他剥夺了我们这一权力而感到怨恨。于是，我重又沉溺到工作中去。我工作是因为我能支配自己；我工作是因为它是理智的，是有回报的。每次在我给弟弟西班牙的公寓打去电话，听到请留言的录音时——他说的是西班牙语，另一个表明我们相距遥远的显证——我便挂上电话，更长时间地埋头于工作。也许这是莫里为何能吸引我的一个原因。他能给予我弟弟所不愿给予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莫里好像早就知道了这一切。 ※ ※ ※ 那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冬天，在郊外一个覆盖着积雪的山坡上。我弟弟和我坐着雪橇。他在上面，我在下面。他的下巴抵着我的肩膀，他的脚搁在我的腿上。雪橇在冰块上滑动。下山时我们加快了速度。 “汽车！”有人喊了一声。我们看见了那辆从左边驶来的车。我们尖叫着想转个方向，但滑板却不听使唤。司机按响了喇叭并踩了刹车。我们作出了孩子才有的举动：从雪橇上跳了下来。穿着连帽滑雪衫的我们像两根圆木一样从冰冷、潮湿的雪地里滚下去，心想我们就要撞上轮胎了。我们尖叫着“啊——”不停地翻滚，只觉得天地都在旋转，脸吓得通红通红。接着，什么也没发生。我们停止了滚落，换了口气，从脸上抹去湿漉漉的雪泥。车子已经驶远了，司机对着我们在摇手指。我们平安了。雪橇一头扎进了雪堆。伙伴们跑过来拍打着我们说，“直够玄的，”“你们差点就没命了。” 我对弟弟咧嘴笑了，那份幼稚的自豪感使我们格外地亲热起来，这并不可怕，我们想，我们准备再次接受死亡的挑战。———

第六个星期二——谈论感情

我走过山月桂和日本槭树，踏上了莫里家的蓝砂岩台阶。白色的雨檐像帽盖一样突伸在门廊的上面。我按响了门铃，来开门的不是康尼，而是莫里的妻子夏洛特，一个漂亮、头发花白的妇女，说话很悦耳。我平时去的时候她不常在家——她按莫里的意愿仍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所以今天早上见到她我有些意外。 “莫里今天早上不太好，”她说。她的眼神有些恍惚，接着她朝厨房走去。很抱歉，我说。 “不，不，他见到你会很高兴的，”她马上说道。“我肯定……” 她说到一半突然停住了，微微侧过头去，似乎在倾听着什么。接着她继续说，“我肯定……他知道你来了会好受得多。” 我提起了从超市买来的食品袋——送来补给品了，我打趣他说——她似乎笑了笑，同时又流露出烦恼的神情。 “食品大多了。他自从你上次来了以后就几乎没吃什么东西。” 我听了很吃惊。他没吃东西？我问。她打开冰箱，我看见了原封不动的鸡肉色拉、细面条、蔬菜、肉馅南瓜，以及其它所有我买给他的食物。她打开冷藏柜，那里的食品更多。 “这里的大部分东西莫里都不能吃，硬得无法下咽。他现在只能吃一些软食和流质。” 可他从未说起过，我说。夏洛特笑了，“他不想挫伤你的感情。” 那不会挫伤我的感情。我只想能帮上点什么忙。我是说，我想给他带点什么来…… “你是给他带来了他需要的东西，他盼望着你的来访。他一直谈论着你们的课题，他说他要集中精力。挤出时间来做这件事。我觉得这给了他一种使命感……” 她的眼神又一次恍惚起来。我知道莫里晚上睡觉很成问题，他常常无法入睡，这就意味着夏洛特也时常睡不好。有时，莫里会躺着咳上几个小时——才能把痰咳出喉咙。他们现在请了夜间护理，白天又不断有来访者：以前的学生，同事，默念师，穿梭不停地进出这幢房子。有时，莫里会一下子接待五六个人，而且常常是当夏洛特下班回家以后。虽然这么多的外人占用了她和莫里在一起的宝贵时间，但夏洛特仍显得很有耐心。 “……一种使命感，”她继续说道。“是的，这对他有好处。” 但愿如此，我说。我帮她把买来的食物放进冰箱。厨房的长台上放着各种各样的字条，留言、通知以及医疗说明书。餐桌上的药瓶也多了起来——治哮喘的塞列斯通，治失眠的阿替芬，抗感染的奈普洛克森①——还有奶粉和通便剂。客厅那边传来了开门声。

　　①药品的原文分别是Selesstone，Ativan，Naproxen。

“也许他准备好了……我去看看。” 夏洛特又看了一眼我带来的食品，我突然感到一阵不安。莫里再也享受不到这些食品了。疾病的可怕症状在逐渐显示出来。等我在莫里身边坐下后，他比平时更厉害地咳嗽起来，他的胸部随着一阵阵的干咳而上下起伏，头也朝前冲出着。一阵剧烈的折腾之后，他终于停了下来。他闭着眼睛，吁了口气。我静静地坐着，觉得他正在慢慢缓过气来。“录音机打开了吗？”他突然问，眼睛仍闭着。是的，是的，我赶紧按下了录音键说。 “我现在做的，”他依；日闭着眼睛说，“是在超脱自我。” 超脱自我？ “是的，超脱自我。这非常重要——不仅对我这个快要死的人是这样，对像你这样完全健康的人也如此。要学会超脱。” 他睁开眼睛，长长地吐了口气。“你知道佛教是怎么说的？别庸人自扰，一切皆是空。” 可是，我说，你不是说要体验生活吗？所有好的情感，还有坏的情感？ “是的。” 那么，如果超脱的话又该怎么做呢？ “啊，你在思考了，米奇。但超脱并不是说不投入到生活中去。相反，你应该完完全全地投入进去。然后你才走得出来。” 我迷惘了。 “接受所有的感情——对女人的爱恋，对亲人的悲伤，或像我所经历的：由致命的疾病而引起的恐惧和痛苦。如果你逃避这些感情——不让自己去感受。经历——你就永远超脱不了，因为你始终心存恐惧。你害怕痛苦，害怕悲伤，害怕爱必须承受的感情伤害。 “可你一旦投入进去，沉浸在感情的汪洋里，你就能充分地体验它，知道什么是痛苦，什么是悲伤。只有到那时你才能说，‘好吧，我已经经历了这份感情，我已经认识了这份感情，现在我需要超脱它。’” 莫里停下来注视着我，或许是想看我有没有理解透彻。 “我知道你在想，这跟谈论死亡差不多，”他说，“它的确就像我反复对你说的：当你学会了怎么死，你也就学会了怎么活。” 莫里谈到了最让他害怕的时刻：剧烈的喘气使他透不过气来，他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二口气能接上去。这是最让人害怕的时刻，他说，他最初的感情便是恐惧。害怕和担心。但当他认识了这些感情的内容和特征——背部的颤抖，闪过脑部的热眩——后，他便能说，“好了，这就是恐惧感。离开它。离开它一会儿。” 我在想，日常生活中是多么地需要这样的感情处理。我们常感到孤独，有时孤独得想哭，但我们却不让泪水淌下来，因为我们觉得不该哭泣。有时我们从心里对伴侣涌起一股爱的激流，但我们却不去表达，因为我们害怕那些话语可能会带来的伤害。莫里的态度截然相反：打开水龙头，用感情来冲洗。它不会伤害你。它只会帮助你。如果你不拒绝恐惧的进入，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件常穿的衬衫穿上，那么你就能对自己说，“好吧，这仅仅是恐惧，我不必受它的支配。我能直面它。” 对孤独也一样：体会它的感受，让泪水流淌下来，细细地品味——但最后要能说，“好吧，这是我的孤独一刻，我不怕感到孤独，现在我要把它弃之一旁，因为世界上还有其它的感情让我去体验。” “超脱，”莫里又说道。他闭上眼睛，接着咳了起来。又咳了一下。咳得更重了。突然，他的呼吸急促了。他肺部的淤积物似乎在捉弄他，忽而涌上来，忽而沉下去，吞噬着他的呼吸。他大口大口地喘气，然后是一阵猛烈的干咳，连手也抖动起来——他闭着眼睛双手抖动的样子简直就像是中了邪——我感到自己的额头上沁出了汗珠。我本能地把他拉起来，用手拍打他的背部，他把手中纸递到嘴边，吐出了一口痰。咳嗽停止了。莫里一头倒在海绵枕头上，拼命地呼吸着。 “你怎么样？你没事吧？”我说。我在竭力掩饰自己的恐惧。 “我……没事，”莫里低声说，他举起颤抖的手，“稍等……什刻。” 我们无声地坐着，等他的呼吸渐渐趋于平缓，我的头皮里也沁出了汗珠。他叫我把窗户关上，外面吹进的微风使他感到冷，我没有告诉他外面的气温是华氏八十度。最后，他像耳语似他说，“我知道我希望怎样地死去。” 我默默地听着。 “我想安详地死去。宁静地死去，不要像刚才那样。 “那个时候是需要超脱的，如果我在刚才那阵咳嗽中死去的话，我需要从恐惧中超脱出来，我需要说，‘我的时刻到了。’ “我不想让世界惊慌不安。我要知道发生了什么，接受它，进入一种安宁的心境，然后离去，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现在别离去，我赶紧加了一句。莫里挤出了一丝笑容。“不，现在还不会。我们还有事情要做。” ※ ※ ※ 你相信轮回转世吗，我问。 “也许。” 你来世想做什么？ “如果我能选择的话，就做一头羚羊。” 羚羊？ “是的，那么优美，那么迅捷。” 羚羊？莫里冲我一笑。“你觉得奇怪？” 我凝视着他脱形的躯体，宽松的衣服，裹着袜子的脚僵直地搁在海绵橡皮垫子上，无法动弹，犹如戴着脚镣的囚犯。我想象一头羚羊跃过沙漠的情景。不，我说。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教授，第二部分

莫里曾在华盛顿郊外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工作过好几年，那家医院有一个听上去挺宁静的名字：栗树园。如果没有这段人生经历的话，莫里就不会是我所认识的那个莫里，也不会是众人所认识的那个莫里。那是莫里从芝加哥大学读出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后最早找到的一份工作。他摈弃了医学、法律、商贸专业后，把搞研究看成是一个不靠剥削别人而有所贡献的工作。莫里得到了医方的允许，他可以观察病人的行为举止，记录下对他们的治疗方法。这个做法在今天看来是很普通的，但在五十年代初它却极具挑战性和富有开拓精神。莫里看到了整天尖叫的病人，看到了整夜哭闹的病人。有的病人故意弄脏自己的内衣内裤，有的拒绝进食，得被人按倒后进行药物治疗，靠静脉注射让他进食。病人中有一个中年妇女，她每天走出病房，俯卧着躺在铺着瓷砖的大厅里，一躺就是几个小时，医生和护士就在她身边走来走去。此景让莫里觉得非常可怕。他作了记录，这是他的工作。她每天都这样重复着：早上出来，在地上躺到傍晚时分，不跟别人说话，也不为他人所注意。莫里看了很难受，他也去坐在地上，甚至和她并排躺在一起，试图帮她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最后，他终于使她坐了起来，甚至回到了病房。他琢磨出了其中的原因，她最需要的其实也是许多人都需要的东西——有人注意到自己的存在。莫里在栗树园工作了五年。虽然院方并不鼓励他这么做，但他还是和一些病人交上了朋友，其中有一个女病人和他开玩笑说，她能进这儿来真是太幸运了，“因为我丈夫有钱，他付得起昂贵的医疗费。要是进那些价格便宜的精神病院，那才惨呢。” 另一个女病人——她朝任何人吐唾沫——也对莫里产生了好感，称他是她的朋友。他们每天交谈，其他的医务人员见有人能与她沟通，也都抱着赞许的态度。然而有一天她逃跑了，人们叫莫里帮着把她找回来。他们在附近的一家商店找到了她，她躲在很靠后的一个地方。当莫里进来时，她向他射去愤怒的目光。 “原来你和他们是一伙的，”她咆哮着说。 “和谁一伙？” “看守我的狱卒。” 莫里观察到那儿的病人大多数在生活中都遭到别人的冷淡和厌弃，使他们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他们也得不到同情——这种同情心在医务人员的身上很快就耗空了。许多病人都很有钱，来自富有的家庭，显然财富并没有力他们带来幸福和满足。这是莫里永远不会忘记的经验教训。我常取笑他说，他是对六十年代念念不忘的老古董。他回答我，与现在相比六十年代并不太糟。他在精神病医院干完后便去了布兰代斯大学，那时正要进入六十年代，在短短的几年里，校园成了文化革命的温床。吸毒，性开放，种族歧视，反战示威。阿比·霍夫曼去了布兰代斯，杰里·鲁宾和安吉拉·戴维斯也去了布兰代斯。莫里的班上有许多激进分子。造成这个情况的一个原因是，那些教社会学的教授不单单是教书，常常也卷入到社会和政治中去。比方说，他们都持激烈的反战态度。当教授们得知那些没有达到某一分数线的学生将被取消缓役资格时，他们便决定不给学生们打分。当学校当局说，“如果你们不打成绩，这些学生就作不及格处理时，”莫里提出了建议：“给他们全打Ａ”他们果真这么做了。六十年代为校园带来了发展，也为莫里所在系的教授们拓展了思路，其中包括上课时开始始穿牛仔裤和凉鞋，也包括把教室变成一个生气勃勃的场所，他们改变了单一的讲课模式，更提倡讨论的学习方法。他们不再追求理论而是推崇实践。他们把学生送到南方腹地①去研究人权，送他们去内地城市做实地考察。他们还去华盛顿参加示威游行，莫里经常和学生们一起乘坐公共汽车。在一次外出的旅途中，他颇觉有趣地看见一些穿戴着长裙和爱情念珠的姑娘们把鲜花放人炮筒，然后坐在草坪上，合拢着双手，试图去感化五角大楼。 “她们打动不了五角大楼的，”他后来回想道，“但是个不错的尝试。” 有一次，一群黑人学生占领了布兰代斯校园里的福特教学楼，并打出了马尔科姆·艾克斯②大学的横幅。福特教学楼设有化学实验室，校方担心那些激进分子会在地下室里制造炸弹。莫里心里比他们清楚。他认识到了问题的本质，那就是人需要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价值。僵局持续了好几个星期，而且丝毫没有缓解的迹象。这时莫里正好经过那幢大楼，里面有个示威者认出了这位他最喜欢的老师，于是大声喊他从窗口进去。

　　①指美国南部最具南方特点的几个省份，尤指南卡罗来纳滥治亚、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等州。 ②美国黑人领袖。

一个小时后，莫里带着一份示威者的要求从窗口爬了出来。他把这份要求送到了校长那里，形势得到了缓解。莫里总是充当和平的使者。在布兰代斯，他给学生们讲授社会心理学，心理疾病和健康以及小组疗程。教授们并不注重现在所谓的“职业能力”的培养，而是偏重于“个人发展”的研究。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企业管理专业和法律专业的学生也许会把莫里的努力视作既愚蠢又幼稚的行为。他教出的学生能赚多少钱？他们能打赢多少有高额报酬的官司？然而，有多少企业管理专业和法律专业的学生在离开大学后会再去看望他们的导师？莫里的学生却一直和他保持着联系，就在他最后的几个月里，有数以百计的学生回到他的身边。他们来自波士顿，纽约，加州，伦敦和瑞士；来自公司的办公室和内地的学校。他们打电话，写信。他们千里迢迢地赶来，就为了一次探望，一句话，一个微笑。 “我一生中从未有过像你这样的老师，”他们异口同声他说。 ※ ※ ※ 随着我对莫里的探访的继续，我开始学习有关死亡的学说，研究不同的文化对人生最后这段旅程的不同诠释。比如说，在北美的北极地带有个部落，他们相信世界上的一切生灵都存在着灵魂。它是一种缩小了的依附在躯体内的原我——因此，鹿的体内还有一头小鹿，人的体内也有一个小人，当大的躯体死去时，小的原我依然活着。它会投胎到诞生在附近的某某生物里，或者去天空的暂憩处——伟大女神的肚子里，等待月亮把它送回地球。有时候，他们说，月亮固忙于新的灵魂的降世，于是便从天空中消失了。所以有的夜晚没有月光。但最终，月亮是要回来的，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这就是他们的信仰。

霏尔 · 发表于 2015-12-3 11: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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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名作] 《相约星期二》2